印度农民抗争愈演愈烈,会撼动莫迪统治下的政治格局吗? 

共和国日游行的混乱和暴力冲突之后,农民与政府的协商陷入僵局。但数以万计的农民仍然坚守在首都新德里的边境。“在政府撤销法律之前,我们不会回家。”农民组织领导人蒂凯特(Rakesh Tikait)表示,静坐抗议将持续到10月2日,如果政府还不满足农民的诉求,就采取下一步行动。

共和国日班加罗尔农民游行队伍。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2月6日,农民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Chakka Jam”(堵路)抗议,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封锁了国家高速和普通道路,继续向中央政府施压,要求撤销新修农业法。

自去年八月以来,印度农民反对农业法改革的抗议已经持续了近半年,抗议态势层层升级,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持续最久、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起因是印度中央政府提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农民(赋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协定法》、《农民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和《基本商品(修正)法》。

最初,各邦的农民组织在当地组织了各种农民抗议和游行,但未能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自11月底起,来自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的农民组织发起了“Dilli Chalo”(到德里去)的运动,开着拖拉机或徒步向首都新德里进发,在边境处安营扎寨,在营地设了移动厨房、洗衣机和祈祷场所,以静坐的方式进行和平抗议。

而在印度南部,农民组织则选择在特定的日期举行抗议活动,声援德里边境的抗议农民。在9月底的卡纳塔克邦议会期间和1月底的印度共和国日,我在班加罗尔见证了两次大的农民抗议和游行。

卡邦议会期间,有上千名农民从附近的区县赶来,在自由公园附近静坐抗议,要求在两公里之外讨论的议会撤销农业法。他们大多是四、五十岁的男性,统一穿着白色的衬衫和传统的裙状下装Panche,脖间挂着象征农民的绿色围巾。除了讲话和喊口号之外,农民们更多的时候只是坐着休息,部分农民在向议会游行的途中被拘留,被释放后就回到营地静坐。

共和国日的游行有近万人参与,农民们在班加罗尔的边境处集合,在现场做起了大锅饭,午饭过后,游行队伍在警察的护送下徒步进城。游行队伍排了几百米长,农民们开着卡车、拖拉机和大巴,每辆车上都竖立着印度的三色国旗,对于听不懂口号的我来说,那场面和振奋的共和国日庆祝游行并无区别,完全不是想象中“抗议游行”的样子。

游行线路上,路边执勤的警察也很平静和友好,他们确保农民不要偏离路线,没有任何冲突发生。一位执勤的女警告诉我,早上四点就在这里待命了。

正如我所看到的,在共和国日游行出现暴力冲突后,农民组织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农民都是在和平游行,“我们的目标不是征服德里,而是要赢得这个国家人民的心。”

但共和国日游行后,政府正在试图将农民运动描述为“暴力活动”,甚至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分裂主义”,新德里还加强了边境的警卫和设施,在入境处设置了路障、钢丝网甚至钢钉,阻止农民再次进入新德里,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协商也陷入了僵局。

农民为什么抗议

此次大规模农民抗议的导火索,就是中央政府通过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但其更深层次的背景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印度农民长期被压迫和剥削,所积累的沮丧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削弱了政府在农业部门中的作用,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以市场化的力量推动农业改革。印度总理莫迪称,这是印度政府“几十年来首次推出的让农民受益的法律”,将在推动农业改革的同时,更充分地赋权农民。

卡纳塔克邦曼迪亚县的一名农民

但从草案递交议会审议时,就引发了农民群体的抗议,并逐步升级为蔓延印度全境并持续数月的抗议浪潮。反对的农民认为,农业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新法将导致他们被大公司更严重地剥削,在他们看来,政府市场化的改革是“亲资本、反农民”的。像前亚洲首富穆克什·安巴尼所拥有的信实集团、靠能源和港口起家的阿达尼集团等,此前早就明确表示过在农业领域的野心,甚至建立了相关的农业公司,在反农业法示威中,安巴尼和阿达尼也和莫迪并列为农民咒骂的对象。

事实上,印度的农业体系也确实亟待改革,沉重的农业补贴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导致了地下水枯竭等环境问题,还造成了印度农业结构不均衡等问题。

2003年,印度设立了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来监管农产品的供应链,委员会设置了批发市场,经政府许可的中间商从农民处采购农产品,市场的规模和监管意在为农产品的价格提供一定保证,并规范交易流程。谷物、豆类、油籽、洋葱、土豆(不同地区的范围不同)等最基本的农产品,政府还划定了最低收购价,类似于中国的“国储粮”。

APMC就是莫迪政府试图开刀的地方。因为中间商的存在,这套体系腐败低效,随意收取佣金、延迟付款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我到过的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村里,村民就抱怨,中间商在收购的时候总会以稻米还需脱壳为由,在最低收购价的基础上降价收购。

因此,不少农民仍然会选择前APMC时代的传统渠道,去农产品交易市场售卖。比如班加罗尔最大的农贸市场KR市场,每天清晨,附近的农民都会聚集到这里找买家。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只有6%的农民在APMC出售,而北部的旁遮普邦、哈里亚那邦作为水稻和小麦的集中出产地,是最低收购价的主要受益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APMC和最低收购价对其他90%以上的农民无用。正是因为最低收购价的存在,农民在卖给第三方收购商的时候才有了协商底气,就算找不到出价更高的买家,他也可以卖给APMC作为后路。

而改革法案中的关键——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打通各邦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放松了对基本农产品的管制——在大多数的农民看来并不可行,尤其是5亿多耕地面积小于2公顷的小农和边缘农民,他们没有资源去跨邦、跨区去寻找最优买家,也无力承担物流成本及积压风险。

中间商的体系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其实也让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从而拥有了一定的议价能力。农民们担心如果自己被迫直面资本,将彻底失去保障,大公司可以随意操控市场价格,“窃取”他们已经少得可怜的血汗钱。

我在九月底的农民抗议中遇到了纳拉萨帕(Narsappa)和他的同乡,他们当时刚刚被警察释放。他来自距离班加罗尔130公里的锡拉村(Sira Taluk),那里干旱少雨,土壤环境差,纳拉萨帕有1.6公顷地,一直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两年前卡邦遭遇旱灾,他种的水稻歉收,欠了银行8.8万卢比(约人民币8160元)的贷款,到现在也没还清。他细数了这些年对政府的失望:旱灾后,政府答应免除这笔贷款,但到现在也未兑现;政府斥巨资为村里修建引水工程,也落了空;疫情期间政府称要为农民发放补贴,他也没收到。

他不再信任政府宣称要给农民做的“加法”,只希望政府不再做“减法”,保留最低收购价。“有哪些他们所有的福利是真的被农民享受到了的呢?”

2019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洋葱市场里无人购买的洋葱

印度农民抗争史

印度农民的抗争,贯穿了它独立前后的一整个世纪,可以追溯到甘地时代。

第一次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始于1918年,由印度国父圣雄甘地领导。当时,古吉拉特邦的凯达县(Kheda)发生饥荒,后来成为印度首任内政部长的帕特尔领导农民起义,要求取消当年的税收。英国统治下的孟买政府拒绝了农民的要求,甚至警告他们,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将被没收。

但这并没有破坏农民运动。在政府没收农民财产时,他们团结一致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到政府同意暂停征税。这次农民运动也是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的重要部分。

1947年印度独立后,农民更成为国家经济建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也将农民逐步推至被盘剥的深渊。50年代和60年代,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进行了农业改革和整合,建立了以折扣价提供粮食的公共配给系统,并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但在人口不断膨胀的大背景下,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越来越无法满足需求,这种短缺在60年代的旱灾中加剧,北部的比哈尔邦等地出现了饥荒。

这也迫使印度开启了绿色革命,70年代到80年代,印度的农业确实取得了一定增长,缓解了粮荒,但也造成了农民之间的不均衡。在绿色革命中,当时执政的国大党政府一手以高补贴激励农民购买拖拉机、高产出种子和肥料,一手为农民提供了以固定价格(目前现在最低收购价的前身)收购的承诺,促使农民提高产量,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

在此期间,印度的粮食生产实现了自给自足。目前农民抗议的中坚力量旁遮普邦,就在绿色革命期间成为了“印度粮仓”,它生产了印度20%的小麦和9%大米。这也是旁遮普农民如今强烈反对新修法案的原因,因为新法废除了他们曾赖以壮大的政府收购框架。

这一时期也发生过零星的农民抗议,撼动了各邦政府。其中就有1980年,卡纳塔克邦农民在纳尔古恩德镇(Nargund)发起的运动。农民要求政府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在卡纳塔克邦北部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

这次农民运动也改变了卡邦的政治格局,连续执政的国大党在次年被投出局,并推动了老人民党(Janata Party)在卡邦政治中的崛起。

同样,在1988年共和国日期间,来自北方邦的近50万农民来到德里的船会草坪举行抗议,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免除农业水电费。该运动由目前农民抗议的领袖蒂凯特的父亲老蒂凯特领导,它持续了一周,扰乱了当年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国家领导人甚至无法自由出入官邸。

这次农民运动与目前的的抗议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农民因此献上生命。但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专程去会见了抗议农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结束了抗议。这次运动也让老蒂凯特成长为万众瞩目的农民领袖。

农民的境况在90年代后持续恶化,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到来,农民成为了经济发展中被遗忘的群体,全国各地屡次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17年11月,就有10万农民从全国各地赶赴新德里抗议高企的生产成本,要求政府延缓贷款偿付。

从1995年到2013年,印度共有超过32万名农民自杀,平均每年有1.6万人自杀。在莫迪政府的首个五年任期,又有近5万名农民自杀。因为担心农民自杀数据会引起反弹,莫迪政府甚至推迟公布数据。

事实上,在2008年至2014年间,正是不断爆发的农民运动和农民对国大党不断升级的失望,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推上了最高统治舞台。但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影响农民的收入增长,季风季节越来越不规律,降雨减少和干旱期变长导致减产,生产成本又不断上升,农民持续滑入困境,许多农民都开始放弃农业。政府对目前农民抗议的消极应对,更加剧了农民的不满。

卡纳塔克邦反对党人民党(世俗派)组织的反农业法抗议

如何影响政治格局?

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在竞选时,曾对农业改革大书特书,做出了许多至今未能兑现的承诺。在不断指出国大党曾经让农民失望的同时,莫迪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在竞选时,印人党曾提出一系列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业公共投资的措施,此外还承诺,如果人民将它投上台,政府会采取措施提高农业的利润率,确保农民在收回种植成本之外获得50%的利润,降低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农业信贷。

另外,印人党当时还明确表示,将改革APMC立法和征地程序。在第一个任期,因为其联盟中其他党派的顾忌,印人党未能推出改革,在第二个任期中它以绝对多数上台执政,才顺利将此次的农业法改革推上舞台。莫迪承诺,通过这次的农业改革,到2022年农民的收入将翻倍。但有专家警告,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过往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政策,让许多农民已经逐渐放弃了希望。当莫迪政府的第一任任期结束时,农民意识到莫迪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生产成本的上涨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不少印人党执政的邦爆发了抗议活动。此次反农业法抗议中,贾特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蒂凯特获得了很多贾特人坚定的支持。莫迪政府的消极应对——以条例形式推出法案而绕过议会和利益相关者,指责农民是恐怖分子,试图分裂农民群体——让农民的愤怒层层升级。

2014年大选竞选时,阿约提亚的莫迪支持者

持续半年的农民抗议,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和平示威活动。但它真的能推动改变吗?农民们不可能一直在边境驻扎下去,等夏天的播种季到来后,如果他们继续抗议,家庭将不可避免地承受经济上的压力。

目前,摆在莫迪政府面前的有三个选择。第一,绝不妥协,等待农民希望破灭后,自行结束抗议。但蒂凯特表示,抗议将至少持续到今年10月。

第二,说服农民放弃撤销法案的坚决诉求,找到一个中间点,但目前农民们还不愿妥协。一些农民领袖要求政府将法案延后到到2024年3月,也就是下一次大选之前。但政府肯定不会接受,因为上这会成为大选中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最后,政府也可以选择满足农民的诉求,撤销法案。但因为顾忌声望,政府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这将让印人党在今年的四个邦选举中落了下风。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政府正在观察形势,等待抗议活动的消退。

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莫迪政府的统治呢?恐怕很难。根据我在选举报道中的经历,农民们仍然对莫迪个人抱有一丝希望,他们依然认为,或许自己的担忧会得到他的关注。

在2014年的大选中,正是因为这次农民抗议领袖蒂凯特的支持,莫迪才获得了低种姓社区、农民主力军贾特人的支持,拿下了举足轻重的北方邦。虽然随后的几年里,政府在预留制和农业政策的失策引起了贾特人的不满,但莫迪的民族主义议程仍然留住了选民。

即使在废钞令、新冠疫情等对农民造成强烈冲击的大事件中,农民们也很少埋怨莫迪个人。2016年废钞令宣布后,我在班加罗尔到金奈的公路上看到,农民们将西红柿大量丢弃在路边,因为农产品交易基本都以现金进行,突然间农民们手中的大额钞票都成了废纸,现金的短缺扰乱了农产品市场,无人收购的西红柿开始腐烂,农民只能把它丢掉。

2016年废钞令宣布后,等待低价促销西红柿的农民

在印度最大的西红柿批发市场、卡纳塔克邦的戈拉尔,2015年交易价为50卢比一公斤的西红柿,废钞令后价格骤跌至不到3卢比一公斤。洋葱也是类似的情况,从60卢比一公斤跌到了七八卢比,下降了85%,这严重影响到了千千万万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农民。

在和农民交谈时,他们对此时的愤怒写在脸上,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仍然认为莫迪是在“为国家利益做一些好事”,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承担损失和痛苦。

比起在边境驻扎三个多月的农民,莫迪此刻仍拥有更多的筹码——即使他在北部的支持有所减弱,但印人党已经做好了在南部各邦逐步扩大势力的准备,更何况,等到2024年,罗摩寺庙和新议会大楼的建设,才是他竞选中的终极武器。

Source: 印度农民抗争愈演愈烈,会撼动莫迪统治下的政治格局吗?_抗议 (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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