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rch 2021

انڈیا میں کسانوں کا احتجاج: اداکارہ سونیا من نے احتجاج کی حمایت کے لیے اپنا کیرئیر قربان کر دیا

مشہور شخصیات اکثر صرف انھی مہمات کی حمایت میں آواز اٹھاتی ہیں جو انھیں پسند آتی ہیں اور ایک انڈین اداکارہ نے اپنے کیریئر کو کسانوں کے حقوق کے لیے لڑنے کے لیے پوری طرح قربان کر دیا ہے۔ سونیا من نے بی بی سی آؤٹ لک ریڈیو پروگرام کو بتایا ’میری فلم کی ا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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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一文读懂印度农民抗议问题

作者 | 杨怡爽(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 全文共计:6867字 | 预计阅读:18分钟 从八月份开始的印度的大规模农民抗议运动已经持续了四个月,农民在德里的聚集抗议(Dilli Chalo)也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印度中央政府与农民之间进行了多轮会谈,但依然在僵持不下,尽管印度中央政府一边忙着谴责反对派“借机生事”,竭尽全力试图将此事政治化,一边对农民群体给出了种种政策许诺和优惠条件,但抗议运动的农民组织和领导者依然毫不让步,坚持自己的要求:废止9月份通过的三项新农业法(分别是2020年《农民产品贸易和贸易(促进和便利化)法》,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场服务农民(赋权和保护)法》和2020年《基本商品(修订)法》)。 抗议运动目前依然在持续,而且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在评论这次运动“是什么、为什么、将来会怎样”之前,我们首先有几个问题需要解答:这场运动究竟体现的是印度哪一方面的社会矛盾?是新自由主义和市场机制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印度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是印度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农村不同种姓社群之间的矛盾,还是农业、农民与印度其他经济部门和产业之间的矛盾? 答案可能是都正确,但又全都不尽然正确。 仅从表面上来看,农民和政府的主要分歧在于,政府希望通过自由市场来解决印度农业面临的困境,而农民希望获得更多的援助和政府监管以确保生计。新农法的主旨是放宽农产品销售、定价和存储的规则,虽未做明确规定,但其必将会逐步削弱印度农业中的最低农产品支持价格(MSP)—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政府采购制度。对于莫迪和印人党中央政府而言,割舍掉政府采购带来的长期的沉重的财政与行政压力包袱,减少农业补贴负担,实现更加市场化的农产品供给与定价机制和农业现代化,有助于完成这一届政府从选举之初就拟定的财政开源节流目标和尽快实现其发展议程。必须承认的是,目前所施行的这套最低价格和政府收购制度确实存在很大缺陷。 第一,MSP扭曲了生产结构。MSP虽然为23种农作物提供政府收购价格,但其影响的主要是谷物(大米和小麦)。受到MSP激励,印度的大米和小麦产量一直在持续增长,与此对应的是,印度国内对谷物的需求在过去的30年中每年以1%的速度下降,加上印度谷物海外市场竞争力不强、仓储基础设施落后,大米小麦供过于求、大量浪费的情况已经延续多年,而其他农作物和蛋白质则供应不足; 第二,政府农产品收购市场不但分割了印度各地的农产品市场,而且长期以来被地方上的代理商和中间人(Arhatiyas)把持,成为其自肥工具,效率低下,腐败丛生; 第三,保底机制使得农民持续加大对水稻和小麦种植的投入,包括进行灌溉、购买电力、农机和肥料等,但由于农业收入并没有增长,农业投资的边际收益已经趋零乃至变成负数,反而让农民为了提高产量而不断借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第四,MSP价格也导致市场上粮食价格企高,导致政府对贫困人口发放粮食补贴时的财政支出上涨; 第五,扭曲、集中、单一的生产方式也引发了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印度西北粮产区的地下水位下降迅速,荒漠化、土地退化和(焚烧秸秆导致的)空气污染日益恶化。对政府收购和MSP的运作方式进行改革,本来是势在必行的,因而不难想见,新农法出台时,不少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表示了欢迎态度。 但问题在于,政府保障机制完全退出、让大企业和自由市场机制取而代之,是否就是矫正这种扭曲最佳的办法呢?或者说,彻底废除MSP,是否就能让这些问题都自然消失呢? 一开始发动抗议的大旁遮普地区(包括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等邦)的农民,是MSP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害怕新农法会让自己在没有任何监管和保护的情况下直面大企业,在供给端丧失议价权力,在消费端被囤货居奇行为伤害,沦落为任由资本宰割而毫无还手之力的羔羊。尤其是在如今印度国内市场大米与小麦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一旦MSP被废止,种植这些作物的农民会被迫直面粮食市场价格及急剧下跌的后果。但印度中央政府可能未曾预料到的是,随着抗议运动规模日渐上升,在APMC和私人市场平行运作、农民没那么依赖MSP的部分地区,对新农法的抗议也开始鹊起。 首先,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尽管早已经习惯向私人出售作物,但却担心一旦MSP不复存在,失去价格竞争会让私人企业任意压价,农民也会丧失保底的出售渠道。其次,尽管一直有说法声称从MSP中获益的只是6%种植水稻和麦子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农户,但根据印度学者蕾蒂卡·凯拉(Reetika Khera)和苏达·纳拉亚南(Sudha Narayanan)的研究,由于分散采购计划(DCP)的推广,这些年MSP的受益者已经扩大到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和奥迪萨(Odisha)等邦。而印度中央政府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历史多次反复无常的态度和政策变化,更加深了农民对自己的生活遭到“改革”带来的严重社会和经济冲击的担忧。因此,在12月8日的全国罢工(All-IndiaBandh)之后,这场抗议的影响已经从地区性上升到全国性,并且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反响。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新农法试图削弱的中间人(Arhatiyas)所扮演的角色。在旁遮普地区,中间人掌握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每个中间人会代理20到200个农民,收取佣金帮助其出售农作物,但除此之外,他们同时还担任农民的放债人,为农民的农业投入以及个人和社会需求提供贷款,政府在农村的各项行政管理中也依赖这些中间人提供人力、设备和支援。不过,这样的阶层并非只是旁遮普独有。旁遮普的中间人主要来自于锡克贾特社群或印度教的巴尼亚种姓社群,而古吉拉特的帕蒂达(帕特尔)社群、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拉塔人、北方邦的贾特人、亚达夫族群、卡纳塔克的林迦纳特(Lingayat)、比哈尔邦的布明哈尔(Bhumihar)和泰卢固语地区的雷迪(Reddy)、卡玛(Kamma)等,无论是否存在MSP机制,都在印度各地的乡村中扮演类似的中间人角色。他们基本上都是农村中上层阶级,有统一的种姓或宗教身份,由于人多势众、集中程度高、组织程度高,他们往往被称为主导性社群(Dominant Communities),也是地方政治势力的主要构成,是“恩庇政治”的主要执行人和代理人。 因此,新农法对“中间人”的打压,也未必没有试图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改写基层治理方式的意图。支持新农法的印人党喉舌媒体甚至公开表示,至高阿卡利党(Akali Dal)之所以和长期盟友印人党断绝关系、国大党之所以冲在反对新农法的一线,无非是害怕丢失自身在农村的势力地盘,因为这些党派的领导人通常和中间人往来密切,也在农产品市场委员会中有很大的影响。 然而,如果仅仅只是看到这点,而断言这次农民运动主要是由中农富农组织和发起,参与到这场运动的小农、无地农和边缘农户是由于无知而受到裹挟、欺骗,卷入了反抗应当对自己有利的新农业法案的话,同样也有失偏颇。首先,政府采购给中小农户带来的好处要比地主大得多。在整个印度范围内,向政府出售稻谷的人中,只有1%是拥有超过10公顷的土地的大地主,而29%是拥有土地为2-10公顷的中农,少于2公顷的小型和边缘农民占70%;而在出售小麦的农民中,只有3%是富农,一半以上(56%)是小农或边缘农。在恰蒂斯加尔邦和奥迪萨邦,小农和边缘农占所有卖家的70-80%。同样,在中央邦,向政府机构出售小麦的人中将近一半(45%)是小农和边缘农。 其次,农村的中上层阶级身份认同明晰、具备一定财力和组织能力的社会特征,能够比较有效地进行动员,并与政府或企业等实体进行谈判。而与之相对的,大量的边缘农(包括小农、佃农乃至无地农)的社会特征是“分散”和“依附”:“分散”是指低种姓(乃至贱民阶层)的社群结构非常碎片化,也缺少有力的组织,难以发起有效的集体行动;“依附”则是指这些边缘农户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以富农、中间人、地主和主导性社群为中心,并依赖于他们。这种关系理所当然存在着严重的剥削,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非常激烈,但也要注意到,其中同样存在着坚固的社会契约关系。“中间人”和地主通常是边缘农农业之外的劳动机会的供给者,是其交易乃至生死婚嫁时的见证人,在发生疾病、意外时的保护人,更是其主要(乃至是唯一的)的信贷来源,因此自然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土地改革不彻底、新的社会结构尚未成型、印度的农村信贷、保险保障机制机能低下和供给稀缺的情况下,这种契约与利益依附关系很难在短期内有根本上的改变。 因此,对于广大普通农户而言,他们可能并不是对自己的“中间人”和“地主老爷”多么满意和忠诚,但他们非常害怕一旦中间人消失,政府又决定抽身而出,自己便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印度的历次农民大规模抗议运动已经展现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分散的族群、碎片化的边缘群体,缺少共同的身份,缺少表达诉求的通道,恰恰只能是在农村中高层的发动、协调和组织之下,才能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创建一个共同的身份进行抗议和诉求,因此割裂不同阶层农民之间关系、将他们理解为单纯的对立或利用,是过于简单粗暴的分析方式,也无法解释为何日常矛盾深重、就在一年前为了农民账户是否登记入公共财政管理系统(PFMS)问题爆发激烈冲突的旁遮普普通农民和农会组织与中间人群体,会在这次抗议新农法运动中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 实际上,这次农民抗议运动最深层面的根源、真正最核心的矛盾,在于印度这个国家对农业生产者长期以来的剥削和压制。从表面上看,印度似乎一直在通过大量补贴和农业贸易保护在保护其国内农业。每年印度各级政府为农民提供的各种补贴(包括肥料补贴、债务减免、粮食作物保险)等多达117亿美元,印度在多次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议程而进行的谈判中也一直是抵制美国、欧盟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压力的中坚力量,并经常以保护直接或间接依赖农业的劳动力的生计为由,在各种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讨价还价。2005年,辛格政府出台了耗资巨大、涵盖全国的农村就业计划“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NREGA)”,旨在通过政府拨款为农闲期间的边缘农、无地农和农村妇女提供工作机会(包括兴建水利和农村道路等);莫迪政府上台之后,曾经多次许诺过要改善农村、农民生活,推出名目繁多的各种农村补贴和直接转移支付性质的福利项目,将MSP提价到成本150%,最初也是印人党的选举承诺之一;莫迪还在2019年推出了总理农民致敬基金(PM-KISAN)计划,为富农之外的所有农户提供直接财政援助。 然而,认真观察印度国内农业政策和其结果就能发现,印度给予农业和农民的,远少于从农业和农民获取的。按照OECD数据对农业支持(TSE)和农业生产者支持(PSE)的估算,印度农民得到的农业支持近20年来一直偏低,甚至呈现负数,这相当于印度对农业生产者课以重税,以倒贴哺育印度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见图一)。最坏的时候,每年农民农场收入的近26%被无形地剥削用以供养消费者,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参见图二)。与之相对,中国农民12%左右的收入直接来自政府的农业生产者支持。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但这样的盘剥,并不仅仅只是近20年来的问题,政策对农业部门有强烈的偏见甚至可以说是印度的长期传统。尼赫鲁时代的印度经济政策重心在于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农业政策主要注重农业增产和平抑农产品价格,政策失调最终导致了60年代的严重粮荒;“绿色革命”时期,要求农民提升技术和投资以达到增产的目的,确实缓和了粮食供给不足问题,但从中获得好处的主要是中农和富农,又加大了各种农作物、各农业产区和农村各阶层之间的不平衡程度,使得印度农民从此开始背负更加沉重的债务负担。90年代后,印度奉行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农民是从中获益最少的阶层,非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而综合农村发展计划(IRDP)等农村补贴措施的失效或撤销又使得小农更加脆弱。 根据学者研究,2007-09年期间,印度62%拥有耕地不足0.80公顷的农民收入低于贫困线;从农业经营收入来看的话,印度农民的平均农业收入水平几乎不足以支付生活必需品。尽管实现了粮食供给充足,印度仍然占世界饥饿人口的四分之一,并且是1.9亿营养不良人口的家园,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地区,真可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因此,大规模的农民抗议运动在印度独立之后屡见不鲜。1978年12月,乔杜里·查兰·辛格领导的德里农民集会(Kisan Rally)聚集了据称多达50万的农民;1988年,缇凯特(MahendraSingh Tikait)等政治领袖的引领下的德里 “赛艇俱乐部集会”吸引了多达80万农民参加。21世纪最初十年,农民运动进入低潮,但在2010年之后又再度兴起。2012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甘蔗种植农群起抗议原糖价格过于低廉;2017年,中央邦的农民抗议援助匮乏、农作物价格缺乏保证,抗议陷入混乱导致六人死亡。2018年,印度共产党(马)组织的马哈施特拉邦五万人农民长征迫使当时的邦政府答应了农民组织提出的要求。无论领导者政治倾向是什么,这些农民运动都有着类似的诉求:减轻、减免农民债务负担,增加对农民的扶助,提高农民收入。 所以,尽管这一次的农民大规模抗议运动的核心议题是新农法和MSP,但问题的根源症结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多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历程中,印度在改善农民收入和生活方面并没有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对MSP的兴废争议,不过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表现。 正如前文所言,MSP和政府收购本身决不能称之为是一项高效的制度,对其进行改革本身也势在必行。但是,同样应当看到,它和政府农产品市场的卡特尔化一样,本身就是印度农业政策失败的一种体现。尽管有着各种补贴和福利政策,但这些流于表面和一时的“福利和补贴”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购买选民支持的行为,对于解决印度农民长期的困窘、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而言,只是杯水车薪。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首先在农业基础设施(水利灌溉、电力、肥料和仓储运输)的供给和投资上长期不足,造成农民生产投入过高、负担过重;其次不能推行彻底的土地和社会改革,无法解决农村内部贫富差距问题;再次,不能为边缘农、小农创造出足够的劳动机会和收入来源,无法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农业之外的就业岗位;最后,迄今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信贷和社会安全网体系,解决农民债务问题。 因此,当印度无法以其他办法提升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时,不完善的、有巨大负面影响的MSP便成为了部分地区农民的救命稻草。以目前抗议的生力军旁遮普农民为例,其人均收入是全国农民收入近三倍,即便如此,中农及以下的农民几乎全都入不敷出、背负债务。MSP是确保他们收入来源稳定的保证,新农业法要废除的中间人是他们的借贷人、保护人,如何填补这些机制消失后的空缺?新农法只字不提。旁遮普农民尤为担心的是,就算MSP取消,私人企业也并不会来旁遮普地区采购粮食,而是去MSP机制本来就很薄弱(因而大米和小麦价格更加低廉)的地区购买。 或许,正如印人党政府目前所期待的那样,引入市场化机制终将是解决之道。实际上,在2004年12月至2006年10月期间,印度全国农民委员会就曾提交了五份报告(根据委员会主席名字命名为“斯瓦米纳塔报告”)建议印度政府推行各项农业改革,其中也包括了对全国农村市场的整合和市场化改革的措施,推行“一个国家,一个市场”的概念。但是,这些报告中同样也强调了需要对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农民的利益和生计施行特殊保护措施。而在2020年的三项新农法中,尽管《价格保证和农场服务农民(赋权和保护)法》第3条第4款确实规定了中央政府应发布必要的指导方针和示范农业协议,但并未作任何强制要求。 另外,目前也没有设立规定任何标准或要求来确保政府或市场不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也尚未建立保护小农的体制支持机制,除了争端解决机制外,没有向农民提供任何受到侵害时的法律支持。换而言之,纠正MSP和印度农业政策的失败的方法,本应当是更加授人以渔的改革,改善对农业生产者的扶助方式,加强对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的关注,但新农法让政府“抽身而出”的做法,等于将之前的政策错误和低效的结果交由农民自身去承担,并让其去承受全面市场化造成的所有负担和成本,这无异于不给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救生圈,然后将其扔进惊涛骇浪的大洋之中。 所以,对于所有如今聚集在德里周边的抗议农民来说,农业改革不但事关未来,还意味着过去的努力是否具有价值。而这场运动之所以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正是因为即便是不会受MSP太大影响的其他地区和群体,此时也会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是否将来印度政府解决其自身政策失误造成的负担,都会通过这种将人“扔下海”任其自生自灭的方式解决?所谓的市场化改革,究竟是要赋权给普通劳动者,还是将权力交付给会加剧不平等的大企业? 一如泰戈尔昔日的感叹,印度的广大农村是沉默的,广大农民是沉默的,他们“只是忙忙碌碌于城镇与乡村之间”。但是当农民开始无法忍受加在其身上的重负时,这个国家见证了大地的震颤。 END 还可以看 Source: 【深度】一文读懂印度农民抗议问题_腾讯新闻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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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丨锦翰 据报道,数千名印度农民举着黑旗、戴着黑色绣章,将车辆开到一条高速公路上,导致这条拥有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被迫封锁道路,封锁时间长达五个小时。高速公路瘫痪后,迫使印度交警临时调整交通路线。 印度农民用堵塞交通的行为来抗议印度去年颁布的三项农业法,新的农业法律规定印度将向私营企业开放农业部门,导致印度农民担心法案将终结农产品最低价格等现有政策,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数千名印度农民纷纷开车堵塞高速公路抗议。 印度 总理:抗议行为是 一种侮辱 事情发生以后,印度总理莫迪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印度农业部门庞大体制陈旧,必须要通过法律来改变。早在去年12月,印度农民走向街头抗议就时有发生,当时印度北部数万名农民去到了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区抗议,要求废除这些法律。 如今,对于印度新农业法的抗议一直在持续,在今年1月末,印度农民便将拖拉机开到了印度首都新德里,而且还冲击了新德里标志性建筑红堡,在这个事件中一共导致数百人受伤,还有1人因此死亡。印度总理莫迪当时就说,冲击红堡的行为是对国家的侮辱,但是示威持续进行之中,根据半岛电视台的统计,至少有248名农民因抗议而丧生,但谈判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印度 农民将持续抗议 印度即将要迎来夏季,在酷热的天气下抗议对农民的身体带来了威胁,而且夏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民们最为繁忙的时候,不过,据路透社报道称,此前在高速公路上抗议的农民表示他们不会退让,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为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Source: “封锁”首都?印度农民彻底怒了,13日行动将再次升级_手机网易网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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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农民的这场怒火

印度农民正在筹备一场全国大罢工。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26日,印度农民抗议组织将联合各行业组织举行全国大罢工,以纪念抗议活动爆发4个月。届时,印度所有商店和其他商业机构将关闭12小时。 是的,印度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持续时间即将满4个月,但目前远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这场农民抗议自去年11月开始,主要是反对莫迪政府推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这三项改革法案将推动印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但农民群体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三项改革法案将损害他们的利益。 3月18日,组织抗议活动的多个主要印度农民组织举行会谈,宣布将在3月26日联合各邦的抗议农民举办集体悼念活动,纪念在抗议活动中丧生的人。截至目前,已有近300名抗议者在示威活动中丧生。 与此同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周边露宿的抗议农民们近期还有新动作。他们开始用砖石等简易建筑材料搭建房屋,以此抵御即将到来的炎热天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印度农民的这场怒火为何熄不了? 当地时间1月26日,印度新德里,抗议者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图/IC photo 围困新德里 2020年11月26日,一场名为“Delhi Chalo”(让我们去德里)的运动爆发,标志着这场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的开始。 当天,数万名来自印度北部主要农业区(旁遮普邦、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纷纷前往首都新德里,他们封锁了进入新德里的主要道路,并在新德里郊区驻扎下来。驻扎的抗议农民们搭起帐篷,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和吃饭,不少农民因极寒和艰苦的环境而丧命。这场大抗议中,约有20万至30万农民聚集在新德里边界的各个主要入口。 除此之外,11月26日这天,印度农民组织还联合各行业举行了全国大罢工。据印度媒体报道,共有至少2.5亿人参与到这场大罢工。十余天后的12月8日,印度农民组织再次联合各界发起全国罢工、罢市,印度多地的公共交通、批发市场、商业街区、铁路等都陷入瘫痪。 为了平息农民的怒火,今年1月12日,印度高等法院做出裁定,宣布暂停执行三项有争议的农业改革法案,直至高等法院做出新的规定。1月20日,印度农业部长表示,印度政府不会废除三项农业改革法案,但可以将法律实施时间延后18个月。 对于政府的这一微弱让步,抗议农民并不满意。他们要求政府彻底废除三项农业改革法案,同时将“特定农产品(000061,股吧)最低保证价格”(MSP)这一原有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到今年1月22日,莫迪政府与抗议农民代表所开展的11轮谈判都未能打破僵局。 在谈判破裂的四天后,也就是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这天,新德里的农民抗议活动暴力升级,一些示威者还冲击了该市历史悠久的红堡。警方当日拘留了200名抗议者,农民抗议组织也对暴力事件进行谴责,称这是一小部分“流氓分子”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大部分开展和平抗议的农民。 打破传统的改革 这一大规模农民抗议的起因,是莫迪政府于去年9月推出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这三项改革法案分别是《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印度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改革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农业市场,让农民获得在全国各地自由交易的机会。 其核心内容是,印度政府不再对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让农民能够在由国家设立的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之外的地方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法案允许私人企业与农民直接签订承包购买合同,并将谷物、豆类、洋葱等从“核心农产品列表”中去除,取消了私人企业大量购买储存这些农产品的限制。 在这项改革之前,印度农业市场数十年来一直保持政府统购统销的模式。这一模式有两个重要支点——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和“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 这一模式的开始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印度农业曾掀起一场“绿色革命”。政府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成立了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农民只能在这一由政府监管的市场上销售农产品,或者将农产品交由“佣金代理人”管理的中间商平台mandis来售卖。另外,当市场上的农产品公开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时,政府就会用“特定农产品最低保证价格”(MSP)来从农民手上购买农产品,使农民能够获得保底的利润。 但是,这一农业市场统购统销模式的弊病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步凸显出来。 最低保证价格制度加大了印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如果农民都依靠最低保证价格来卖农产品,政府就得把这些农产品都买走。但政府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9000万吨,还能继续收购多少呢?”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帕纳格里亚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 除此之外,最低保证价格制度在保护印度农民的同时也限制了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在作为主要农业区的旁遮普邦,农业经济学家古拉蒂反复强调,这一地区的农业种植需要更加多样化,并从以水稻、小麦等农产品(受MSP支持)种植为主,转向其他高价值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 统购统销模式还极大阻碍了印度农业的发展,大量收益流向mandis平台的中间商,农业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愈发凸显。“印度旧农业模式里的既得利益团体,如市场里的中间商们,是反对农业改革法案的一股极大力量。为维持自己的既有利益,他们会带领农民极力抵抗新改革法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使农民从统购统销的市场和中间商环节中解放出来,直接与私营企业议得更高的农产品价格,并为印度农业引入更多私人资本,莫迪政府不顾农民的反对,强力推出了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当地时间3月6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农民在首都新德里郊区集会,封锁了一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抗议印度政府提出的农业改革法案。图/IC photo 恐惧的印度农民 面对这一重大改革,印度农民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他们担心这一改革会让他们丧失原有的政府保护,而农业市场的开放会导致大企业垄断,压低农产品价格,最终让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一些农民组织称这是“反农民法案”。 去年8月,在这三项农业改革法案通过之前,数百名农民就在“全印度农民协调委员会”(AIKSCC)的带领下,在安得拉邦和特伦甘纳邦举行了小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但在反对声下,这三项法案还是于去年9月在由莫迪执政党占多数席位的议会通过。 抗议农民们对此感到愤怒。“政府在通过这些法案之前没有问过农民的意见。”印度农民抗议活动账号“农民统一阵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印度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印度58%的人口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而农民的收入一直十分微薄,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2018年到2019年,印度农民的平均月薪为10329卢比(约928元人民币)。 大部分印度农民的农田占有面积并不大。印度农业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近一次的2015年普查数据显示,印度67%的耕地由小农经营管理,这些小农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不足1公顷(约15亩)。只有不到1%的耕地被人均拥有10公顷以上的富农所经营。 较少的土地使得大部分农民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只有少量的剩余农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的生活状况使得印度农民抗击市场变化的能力很弱,他们害怕政府的改革使得其丧失仅有的MSP政府保护,最终陷入由大公司摆布的境地并深陷债务危机。 在艰难的处境下,印度农民自杀问题也愈发严峻。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数据统计,2019年,印度至少有10281名从事农业的人自杀,占当年印度自杀总人数的7.4%。也就是说,这一年里,每天都有28个以农业为生的印度人选择了自杀。 钱峰指出,印度农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首先,农业长期以来发展十分缓慢。印度农业雇佣了该国近一半的劳动力,但其产值仅占GDP的17%左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其次,农业部门效率低,灌溉面积不足,农业市场价格波动过大等问题十分突出。此外,农业生产不稳定,一些市场紧缺的农产品增产缓慢,满足不了市场需要。因此,印度农业还需要在多方面进行改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楼春豪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印度农民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不发达。农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生产率非常低,很多人还需要依靠借贷和政府的价格补贴,生存非常艰难。也是因此,他们对于失去政府保障、进入自由市场非常担忧。 “但这场抗议很难改变现状。因为印度农业方面的问题积弊已久,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楼春豪说。 围绕改革的多项争议 新法案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变革,使原本就处在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两大阴影下的印度农民,变得更加焦虑和恐惧。多方声音都表示,在这个时间点推行农业改革是错误的。 印度北方邦农民工会主席穆库特·辛格接受CNN的采访时说,“当整个国家处于封锁状态时,我们还在地里辛苦劳作,为国家提供了食物、牛奶。但政府却在疫情期间推出这些法案,把我们农民置于危险境地。” 印度国内的新冠疫情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截至3月22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159万例,排在世界第三。在经过冬天短暂的疫情缓和阶段后,近期印度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再次呈上升趋势,目前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处于4万例的高位。 但是,农民抗议组织并没有减少抗议活动。3月18日,印度农民抗议组织BKU主席卡迪安对印度媒体表示,“我们将继续进行抗议,因为农业改革法案比新冠病毒更致命。我想问政府,如果你们这么担心新冠疫情,那为什么要在疫情期间推出改革法案呢?” 钱峰也表示,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来推出这样的改革法案。他指出,尽管新农业改革法案在提高农业种植、流通和市场化效率的大方向上是对的,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印度启动过多轮全国范围内的封锁,受此影响,印度农业劳动力短缺,这严重阻碍了农作物收获和播种工作。 此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中的农民主要来自印度北部农业主产区,包括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依赖于印度东部地区的农场工人,但印度全国封锁令开始后,大部分劳动力返回自己的村庄,打断了原本正常进行的农作物收获。 除此之外,疫情下印度农业还面临着消费终端需求下降、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在农产品批发市场里,卸货、称重和包装需要大量工人,而劳动力短缺也造成批发市场瘫痪;在农产品运输上,由于各地的关卡拦阻,农产品的供应链出现混乱,许多农产品的运输严重受阻。因此农民很难将高价值农作物推向市场,有的只能选择就地销毁或者任其腐烂。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指出,新冠疫情已经对印度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在疫情还未结束的时候推出改革法案,会让农民们被焦虑和恐惧包围。政府是在缺乏缓冲机制的情况下将农民推入自由市场,这让他们感到被迫陷入了自己本不想陷入的境地。 除了改革时间点不佳之外,这三项改革法案还被认为存在严重缺陷。 《印度时报》分析指出,新法案会使农民在面对大企业时无法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另外,新法案还取消了私人企业大量购买储存谷物、豆类等核心农产品的限制,农民担心改革后大企业、大资本会垄断市场,压低农产品价格,甚至还会拿走他们手中的土地。 也有印度经济学家认为,新法案会伤害农民。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新法案最终将更多地服务于企业利益,并将伤害印度的小农户,因为目前的改革法案并没有为农民制定有效的风险缓释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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